更多>>方志动态

中渡人民反抗“三征”暴政的斗争

作者:管理员   | 发布时间:2015-09-18 10:36:00   | 来源:

    为了实现“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主张,新桂系提出了“三自”(自卫、自治、自给)、“三寓”(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的政策,其中“寓兵于团”就是在军事上加强正规军外,还大搞民团建设。广西新民团成立于1930年9月,是广西建设中最重要的基本组织,规定男子十八岁至四十五岁皆须编入民团。经过民团训练,壮丁都具备了一定的军事常识和作战技能,一有战事,拿起武器可以打仗。这种“寓兵于民”的民团组织达到全省皆兵的整军目的,当时“广西人口一千二百万,除了老年和妇孺外,约有团兵三百万”。新民团又同时负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多种功能,是一个全民的、军政合一的组织,强化了桂系集团对广西的统治。
    1933年,三县开始征兵及民团训练,在冬季都集中壮丁训练一个月,由督练员负责训练,给一天三操两讲,且须自备伙食,给人民群众增加了大量负担。1934年,中渡县加强推行民团制度,改为春秋两季各训练半个月,调集各乡壮丁到县城接受军训,训练强度大且教官态度粗暴,动辄打骂体罚,壮丁视之畏途。乡村保甲长和督练官又利用抽丁训练的机会狼狈为奸,鱼肉乡民,如求免训或缓训,则须钱粮打点。
    1933年6月,国民政府颁布《兵役法》,同年,广西省政府颁布《兵役法广西施行条例》和《现役兵征集细则》。1934年1月,雒容、中渡、榴江三个县进行首届征兵,按照《兵役法》规定,男子年满18至45岁,皆有服兵役义务,按“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原则实施。由于战争激烈,时局混乱,被抓去当兵的人战死的多,没有几个回得来,家里父母妻儿无人照顾,故民众视服兵役为送死。为保证征足兵员,县政府将名额分派到各乡、镇、村、街,然后集中壮丁抽签,按签号顺序征集兵员,新兵被征后即集中严加看守,失去人身自由,形同囚徒。因此,在征兵中时有反抗逃避服兵役事件发生。对逃避者县政府则派出警察查封房屋和抓其亲属坐牢,或逼壮丁回家应征,或缴纳缓征金,方可放人或缓役一年。政府和兵役官员趁机利用征兵之机营私舞弊、鱼肉乡里,中渡县长李英曾斥责部下: “为什么农民不愿当兵,就是你们这些村甲长执政不正。一签拿钱来,你们贪污去,叫二签去,二签给你们好处,你们就叫三签去,这样能不造成农民反抗?”。《兵役法》实际为一纸空文,虽然标榜征兵之名,都行抓丁之实,采用“一卖二抓三拉”的办法征集兵员。平山镇田尾村的罗老乱一家三兄弟,每月抽一个,三个月就被抽完。板陇村罗家书的父亲有三个儿子,为避免被抓丁,隐瞒不报,结果被抓去枪毙,罗家书也先后三次被征去当兵。一人去当兵就造成一个家庭家破人亡的悲剧,沉重的兵役引得民怨沸腾。
    1934年,三县根据省政府布置,进行土地陈报、整理田赋,次年依照审定的陈报资料,实行土地分等,重新丈量,按面积计征,按新册课税。按新的标准,农民负担增加很多。
    在这之前,发生了两件对当地社会有相当影响的事件:一是1930年底,红七军在从左右江根据地向中央苏区转移的途中,经过罗城和邻近中渡的融县,并攻打融县县城长安镇,战斗进行了三天三夜,对周边地区震动很大。红军一路上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和政治主张,宣传红军的政策和纪律,宣传“打倒国民党军阀!”“推翻国民党统治!”“免去苛捐杂税!”“实行不交租、不还债、不纳粮!”,这些政策和主张正是深受统治阶级剥削压迫的劳苦大众迫切希望的,不久也传到了中渡和平山一带,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影响。二是1934年11至12月初,红军长征经过广西,在灌阳、全州、兴安一带与桂系军阀激战,突破重重包围北上抗日,震动了整个广西,鼓起了人民群众反抗暴政的勇气。
    征兵、民团军训、增加土地税三项暴政使得本已十分凋敝农村经济雪上加霜,激起农民强烈不满,被迫揭竿而起,奋起聚众反抗,与反动政府发生武装冲突。从1935年初到9月底,中渡县平山一带发生了多起群众性反抗反动政府“三征”的武装斗争,近邻的融县和百寿县也爆发了同类事件。最后发展到1935年9月,三县农民武装联合围攻百寿县城,遭到桂系军阀从桂林、柳州等地调动大批军队进行残酷镇压,史称“中百融事件”或“八团暴动”,震动了全广西。
    1935年2月,中渡县长李英偕同社八乡乡长陶鸿干率县乡警40余人到福耳村,将村中100多个反抗民团组训和征兵的男女村民以“匪嫌”之名关在副乡长罗凤信院中,威逼群众叫家中人筹款来交清粮、税和“罚款”。天黑后,该村壮丁罗祖发在群众的掩护下从水沟逃出,随即联络附近村庄农民两百多人,在半夜时手持大刀长矛粉枪等武器包围罗家大院,要李英放出被关押的群众,不然就打进出。李英听到枪声,命令警兵撤进院内,关门坚守。农民武装搬来柴草烧罗家院门,李英害怕农民武装真的攻进来,被迫将扣押的一百多群众释放,并趁机逃到邻近的柳城县东泉镇。李英逃脱后,立即用电话调集县乡警及民团武装反扑,第二天上午,社八乡、平山乡、贝塘乡的民团相继来增援,陶洪干叫民团烧毁了为首反抗五家群众的房屋和其他群众的草堆,将福耳村群众财物洗劫一空。县警和民团武装撤走后,农民武装回到福耳村,见自己的家园被糟蹋得不成样子,怒火冲天,也放火烧掉了罗凤信的房屋和院子。事后群众和罗凤信都不敢回家住,半个多月时间里,福耳村见不到一个人影。这件事使群众看到团结起来,勇于斗争的力量,对反抗“三征”的斗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渡县平山乡一带地处四十八弄,是个大石山地区,土地干旱贫瘠,有的地方连吃水都困难,农民多以种杂粮和烧炭为生,生活非常贫困。田尾村农民罗谋华的两个兄弟已被征入常备队当兵,全家老少生计全落在他一人肩上,后来又要强征他入民团受训,断了一家的生计,罗谋华只好逃避他乡。中渡县政府立即以“逃兵”之名下令通辑,派警察查封了他的房屋。被逼上梁山的罗谋华遂与同村有相同遭遇的陶维友等人利用会亲访友的机会传播各地农民反民团训练、反征兵、反勒加土地税的反“三征”消息,秘密成立组织,歃血盟誓:“不论哪个挨抓,大家都要去解救!”不堪国民党暴政的群众纷纷参加。
    1935年夏,中渡县实施第二届征兵,抽签,抓人,把农村搞得鸡飞狗跳。8月,不堪征兵的中渡、平山一带各村壮丁1000多人在歪田村借“修庙”为名,举行反征兵集会,罗谋华等人在会上控诉征兵给群众带来的苦难,呼吁各村壮丁团结起来,抵制征兵。敢志村的罗贻春在大会上号召“我们要下定决心,反对国民党征兵,挨去当兵的人,死的多,生的少,家里父母、老婆、仔女无人养……我们这个组织是反征兵的,他征兵,我们一个也不去,他要抓人,我们就和他干!”深受“三征”之苦的群众一呼百应,大家在会上砍鸡头喝血酒,发誓要团结一致反抗“三征”。会上选出陶发代、罗泽贵、陶维友、廖绍先等人为反征兵运动领导人,并按地域划分为四林团、芝山团、独宿团(即按原来民团的地域划分),这也是后来与融县、百寿县其他农民武装暴动合称“八团暴动”的由来。反征兵大会提出了“抗征(征兵)抗粮(征粮)!”的口号。各村群众团结起来,有枪拿枪,无枪拿大刀长矛作武器,只要反动政府到哪个地方去抓壮丁,便群起前往援救,先后围攻了抓丁征粮的板陇、大脉等乡公所。一场轰轰烈烈的反“三征”斗争蔓延开来,影响波及到相邻的百寿、融县。
    歪田集会后不几天,中渡县政府采取“擒敌先擒王”的办法,派警兵到平山波寒屯抓住了农民武装领导人之一的罗泽贵,当晚关押在平山乡公所,准备第二天押往中渡县城。当天晚上,得知罗泽贵被抓消息,陶发代立即集中平山周围村庄的壮丁,一时间村村响起牛角号声,上千名壮丁手拿各种武器迅速围住平山乡公所,把平山街头街尾和附近山上都站满了,愤怒的呼声震天动地,大家要乡公所把扣押的人全部放出来,不然就打进乡公所。见外面人多还有枪,群情激愤,乡警不敢抵抗,只能关门据守。第二天人越来越多,迫于压力,平山乡公所把扣押的罗泽贵、李亚林等人释放,农民武装取得了胜利。
    从平山脱身的警察回到县里向县长李英报告了被围情况,李英才发觉事态严重,急忙向广西省政府报告。白崇禧闻报,急令驻防柳州的第七军军长廖磊派二十四师七十二团由庆远区民团指挥尹承纲指挥,镇压中渡、平山农民的反“三征”斗争。该团第一营营长黄炳钿率全营官兵开到平山乡,协同中渡县政府“剿办”。
    8月的一天,得知反动政府在大脉乡(今平山镇孔堂村)抓丁,平山乡各村农民武装500多人群起围攻,仅乡长与少数乡警逃脱。黄炳钿得报后,立即派两个连前往镇压。此时另有一支300多人的农民武装拟攻打平山乡,黄炳钿已无兵可调,只得率机枪连到平山乡外围路口、要隘埋伏。入夜后,听到人声嘈杂,知道农民武装已接近,即命机枪扫射。农民武装无作战经验,突闻密集枪声,自行散去。两天后,黄炳钿到中渡县城向尹承纲报告。恰在此时,传附近农民武装700余人声言要攻打县城。县长陆增荣(原县长李英因“隐匿不报,欺上害民”已被撤职)亲率县警备队出县城戒备。忽又传另一路农民武装600多人向县城前进,县政府已无兵可派,尹承纲只得将自己的卫队连派去守城门,并命黄炳钿火速将他的部队移驻中渡县城,协助县警备队驱散农民武装,方得解围。
    为平息农民暴动,9月19日,尹承纲命黄炳钿派兵分路抓捕反“三征”农民武装领导人。当晚包围板陇乡田尾等村屯,反“三征”领头人罗泽贵、陶发代等人被捕,罗谋华逃脱。9月24日拂晓,中渡县警和长盛乡警30余人在乡长黄裕禧、副乡长陶鸿忠带领下,到中渡长盛村独宿屯捕人,该村的反“三征”领导人廖绍先被捕,其子廖升英等人逃脱后,赶到平山乡大脉、歪田、平山、板陇等村庄通报情况。板陇村韦庆标、福耳村罗祖发等即率领农民武装500多人星夜赶到独宿,反击军警,解救被捕人员。9月25日,黄炳钿派一个副连长带一排兵力进犯独宿,发现制高点均为农民武装占据,未敢冒进,又调两个排连同民团共200余人分两路进攻。农民武装占据有利地形,一次次击退国民党军队及民团的进攻,战斗相持了一天一夜。因农民武装组织松散,武器简陋,弹药缺乏,战斗力弱,人员伤亡渐多,致高岭等要隘阵地失守。第二天拂晓,国民党军队及民团攻进独宿屯,农民武装经平山乡退入四十八弄山区。国民党军队就把弄口封锁起来,经过十多天围剿,抓捕了农民武装领导人覃运兰和一些参加斗争的群众。
    在中渡、平山农民武装反抗“三征”的同时,融县、百寿县农民也暴发了反抗斗争。融县的鼎安、浪保乡公所被农民武装攻下后,中渡、百寿等地群众纷纷赶来参加,人数达1000余人。9月21日,融县农民武装汇合中渡、百寿农民武装1600余人围攻百寿县城,历时三天未能攻下。9月24日,白崇禧从桂林调来正规部队,农民武装被迫撤退。事后国民党政府进行“清乡”,农民武装180余人被捕,骨干20余人遭杀害。
    独宿屯战斗后,桂系第七军军长廖磊亲临中渡县“清乡”,大肆抓捕反抗农民,反“三征”农民武装领导人廖绍先、罗泽贵、覃运兰、陶发代等十多人英勇就义,陶发代牺牲前大骂廖磊“我今天被你杀死,明天你也被我们杀死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斗争在桂系军阀的血腥镇压下失败了。
    为了平熄人民的反抗怒火,桂系军阀不得不把原中渡县长李英作为替罪羊抛出来,以“纵容匪党,隐匿不报,欺上害民,殊堪痛恨”为名枪毙了。
    中渡人民的反“三征”斗争是一场农民在暴政重压下自发的反抗斗争,声势浩大,涉及地域广,参加人数众多,农民武装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多次与优势的反动政府武装战斗。由于组织松散、武器简陋,缺乏军事实力和统一指挥,最后归于失败,但他们反抗暴政和勇于牺牲的精神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